魏晋玄学与中医学(下)
二、自觉自为的医学时代
晋自隋唐是中医学理论奠基后的常规发展时期。魏晋玄学时代，其文化呈现出两汉所未有的活泼多姿、清新洒脱的局面。此情势下，医学也疏远了唯经所是，更致力于发现和创新，各科并重无所偏执，超越框架，按医疗保健的认识规律发展中医药学。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医学，脱离了经学思想的束缚，是一个自觉自为的医学时代。
魏晋时代之医学风气，和当时文风一样，敢于突围经典，打破“循经守数”的桎梏。汉代医学纳入经学轨道以后，重要医学著作也称之为经，如《内经》、《神农本草经》，仲景之伤寒著作只敢称“论”，《文心雕龙·论说》：“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隧”。魏晋时代，“博士家法，遂成废弃”，王肃敢伪证经书，杜预敢曲解《左传》，王弼以老庄注《易》，何晏、皇侃以玄虚说《论语》。而范宁之《公羊集解》敢言《春秋》三传之失，指质杜预注之《左传》、何休注之《公羊》有失，不私于《谷梁》。至南北朝时，研习经典者效法佛家解经，在注上更加义疏，对经疏通证明。这表明，经学之尊严，受清谈之洗礼，是学术思想之进步。魏晋南北朝之医经研究也如是敢于打破章句，自注新经或疏解经文。如晋之王叔和搜罗《内经》、仲景及华佗书、《四时经》及托名扁鹊、华佗之书，摭拾群编，撰成《脉经》一书，其脉法吸收《难经》独取寸口，以功能论脉象的理论，虽有玄学思绪，但揭橥了24脉的规范化。晋皇甫谧撰《甲乙经》，打破汉儒徒守一经之习，把《黄帝内经》、《素问》、《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重新编次，删繁去复，分类合纂，自亦称经。齐梁时的侍郎全元起诠注《素问》，虽依章句之例，但从唐代王冰所引的遗文，可见其中之疏义和发挥，且敢名书为《素问训解》。以上均表明魏晋南北朝医家对待传统理论的超越态度。正如葛洪在《肘后备急方·序》中所言：“世俗苦于贵远贱今，是古非今，恐见此方，无黄帝、仓公、和、鹊、踰跗之目，不能采用，安可强乎!”他又在《抱朴子·钧世》中，同样批判了盲目崇古的风气，指出今胜于古。这正显示了魏晋南北朝时代医学家的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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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的思辨玄想和有无本末体用之辨，也影响了医生们的思维方式，由是临床家们推崇“医者意也”，以至流行长达千年之久。
《庄子·天道》言：“语之所贵者，意也”。《内经》中也曾多次提及临证中要重视发挥“意”的作用，如《灵枢·九针十二原》讲“以意和之”，《灵枢·病本》言“以意调之”。东汉名医郭玉也言：“医之为言意也，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但以意论医直至王弼盛论“得意忘形”、“得意忘象”之后，“得意”之论才在医学著作中大为张扬，并成为医生们临证思维之要枢。魏晋时代，玄学家以“得意”、“越名任心”与“任内心”，其处世立说“一任其意兴之所至，而无所屈”(钱缪《国学概论》)，“得意”已成为当时人们的共同思维方式。如魏晋以后著述多言医者意也。晋·程本《子华子》言：“医者理也，理者意也”。南朝刘宋陈延之《小品方》也说：“亦云医者意也。便宫中相传用药，不审本草药性，仍决意所欲以加增之，不言医者意也为多意之人，意通物理，以意医物，使恶成善，勿必是治病者也”。在陶弘景的著作里，则几次论言“医者意也”，对此唐代医学家王焘在《外台秘要》中评述道：“陶隐居云：‘医者意也’。古之所谓良医，盖以意量而得其节，是知疗病者，皆意出当时，不可以旧方医疗”。玄学家们把《庄子》的“意”视为超越法度，这种意识在医者即是发挥主观能动性和悟性而升华为创造思维的意蕴。“医者意也”由是而成为医家的名言隽语。直至元代朱丹溪著《格致余论》，以“格物致知”为诊治的认知过程，医学家们才对理性思维的重要性又重视起来，进而演成为辨证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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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代学人的个体自觉和医学家们重“意”的思维方式，促成各科并重多元发展的医学格局，也加速了学科分化。《内经》促进了内科和针灸学的发展，然而所宣称的“粗守形，上守神”(《灵枢·九针十二原》)及以功能概念论藏象的人体模型，难以推助外科治疗体系的开展。但这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临床外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如三国时名医华佗在服麻沸散的麻醉下进行肠吻合术，晋代唇裂修补术已达到相当精巧的水平，外科医生可开肉锯骨做截肢手术(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在骨科方面，葛洪创立了以夹板固定治疗骨折，《肘后方》记载了以手法整复治疗颞下颌关节脱位，《小品方》还论述了切开复位法等，史籍记载这个时代的医家多擅长外科手术，第一部系统的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也在此期问世。此书为晋末刘涓子著，因托名“黄父鬼”所遗，故名“鬼遗方”。后经南北朝时齐人龚庆宣整理编次，于公元499年成书，书中介绍消毒方法，重视手术技巧，叙述脓肿切开针烙引流等术，内治外治结合，为后世外科“消、托、补”三大法则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眼科和耳鼻喉科等都日益完备，并向技术化和专科发展。《晋书·景帝纪》载：“初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但因遭敌方进袭，“惊而目出”，手术失败。《梁书·鄱阳王恢传》和《北史·张元传》都记载金针拨白内障的手术。《隋书·经籍志》记载，梁有《陶氏疗目方》5卷，甘濬之有《疗耳眼方》14卷及《痈疽耳眼本草要钞》9卷等，其中《陶氏疗目方》是首部眼科专著。从皇甫谧《甲乙经》记述耳鼻喉疾病针灸疗法，到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记载的耳、食道、气道异物治疗等，均表明当时对耳鼻喉科疾病已有了深入的认识。据《隋书·经籍志》所载，南朝医学分科有小儿科、产科、妇女科、痈疽科、耳眼科、伤科、疟疾、痨病、癞病、软脚病、饮食法、养生术、男女交接术、人体图、兽医科(马牛驼骡)、印度医方等科，足以说明魏晋南北朝时代医学分科发育之成熟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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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期间医生们的疾病观念也平正而全面，如《梁书·陶弘景传》记“弘景为人，圆通谦谨”，圆通即融会贯通而不偏执。当时的内科医生既探讨病，也审视证。《肘后备急方》最早记载了天花(称“虏疮”)，又发现了恙虫病(称“沙虱病”)及马鼻疽等传染病及外科干湿性坏疽病、内科脚气病等，从发生到转归系统地论病。同时也注重一个时限内病的特征，王叔和《脉经》“百病根源各以类列相重，声色证候靡不赅备”首创“证候”一词，陶弘景在《补阙肘后百一方序》中：“具论诸病证候，因药变通”，又加以强调。后南齐褚澄在《遗书·除疾篇》也曰：“除疾之道，极其证候”，可见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医学家们对病与证同等重视，无所偏执。
导致魏晋南北朝时代外科和手术技术进步的原因有三：一是玄学的开放意识对传统思维方式的冲击，医学家们反对尊经崇古，对不毁伤形体的“全形”孝道观敢于突破，又经过“王弼扫象”的易学变革，医家也不重视藏象而重视形体，倡以外科手段治疗相应疾病。二是在中外学术交流中，吸收了域外手术技术。东汉之际，随着佛教东来，印度医学也传入中国。陈寅恪《寒柳堂文集》中记载：“东汉安世高译，<捺女耆域因缘经>所载神医耆域诸奇术，如治枸弥长者子病，取利刀破肠，披肠结处；治迦罗越女家病，以金刀破其头，悉出诸虫，封著瓮中，以三种神膏沧疮，七日便愈”。从魏晋至南北朝，印度医家耆域、龙树的事迹与医术典籍均传入中国，对外科和眼科的进步卓有贡献。其三是频繁的战争为战伤外科的发展提供了实践机会。魏晋南北朝400年间，战事频仍，战伤多见，除随军医生外，民医也常接受伤员，致使骨伤科最早分化为专科，并有专著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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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确是中国医学史上的一个自觉自为的医学时代。
三、崇尚方书又杂糅佛道
魏晋世风喜欢谈天说地，同时重视交流，医者也崇尚博大，标举方书。佛教讲四百四病有四百四方，受此影响，医家也以为，每一病必有一对应之方，其方剂的机理又至为玄秘，故医家重视博考众方，精求妙药，致使魏晋南北朝在医学史上，是盛产方书的时代。其方书不仅限于世医之方书，还有佛家与道家的方书，其方书最为丰富多彩，是这个时代医学特点之一。
汉代医学流派，除房中、神仙外，主要有医经和经方两大流派。魏晋以降，医家不重视继承医经的理论研究，此方面研究者门可罗雀，除按八卦模式提出了小儿变蒸学说外，理论建树不多。医家把搜集方药编纂方书视为创新点，此风直至宋代初叶。《隋书·经籍志》曾记载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诸多方书，有：《张仲景方》十五卷，《张仲景评病要方》一卷，《张仲景疗妇人方》二卷，吴普撰《华佗方》十卷，皇甫谧、曹歙《论寒食散方》二卷，李当之著《李当之药方》，殷仲堪撰《殷荆州要方》，陈延之撰《小品方》，范东阳撰《范东阳方》，葛洪撰《肘后方》，秦承祖撰《秦承祖药方》，徐叔响著《杂疗方》，徐文伯、徐嗣伯著《落年方》，徐之才著《徐王八世家传效验方》，褚澄著《褚澄杂药方》，陶弘景著《效验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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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炼丹和搜集方书，使得医家们格外关注新药的寻找和药学研究。魏晋南北朝时代药学著作达70余部。其中最具影响的是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他将前代本草学成就进行了全面的整理，收载《神农本草经》以后发现的新药，参考《名医别录》和本人研究成果，而著成是书，书载药物品种比之《神农本草经》增加一倍，由365味增至730味，对药物修制、用量、剂型等均加以考订，打破了《神农本草经》三品分类法，按照药物的自然属性分类，并注意通治药的归纳，首创“诸病通用药”的篇章，还按主治作用归类70余类药物，做到“分别科条，区畛物类”，首开药物功用分类的先河。在药剂学方面，南朝的《雷公炮炙论》，总结了以前的制药经验及有关史料，论述了200多种药物的炮制方法，为最早的炮制专著。对于制方的机理，当时医家重视两药间的配伍关系，北齐徐之才撰《雷公药对》二卷。魏晋南北朝的医药学家们沿着专方治专病的思路，寻找治疗专病的专药，发现了青蒿治疟、海藻疗瘿，藕皮散血，牵牛逐水，槟榔除虫及雄黄、艾叶消毒，密陀僧防腐等等。以上方剂和药物学的发现和创新均表明，魏晋南北朝的医学是一个医药并重、发展创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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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与汉代经学是两个极端，经学木然僵化，玄学极端自由。在魏晋玄学取代经学以后，引来了魏晋南北朝时代道教的复兴和佛教的发展，由此也形成了中国医学史上的道家医学体系和佛教医学体系，这两个体系在魏晋时代也都以著述方书见长。
魏晋士人对道家和佛家同等重视。如南齐的张融，遗命在他死后入葬时，应左手执《孝经》(儒家)、《老子》(道家)，右手执《小品(方)》(医家)、《法华经》(佛家)；而陶弘景也遗命死后当用道士和僧徒的士俑殉葬，可谓是“儒冠僧服道人鞋”。世风如此，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医学思想也杂糅佛道，但道家佛家毕竟以自己的医家、医著和医学理论形成了各自的流派。道家医派代表医家如葛洪、许逊、陶弘景等，葛洪、陶弘景的著作也是魏晋南北朝医学的代表作，道家医学还以独特的养生理论屹立于世，如养生重脾，称为中央黄庭，讲内景三宫三田等，葛洪、陶弘景又都是炼丹的大师。葛洪在炼丹时曾做过硫酸铜的化合实验，他在《肘后备急方·序》中有“兼之以灸，不明孔穴”之句，是他最早称《内经》之腧穴为孔穴，“孔穴”一词为后世接受，所著《肘后备急方》还有很多不同于《内经》的见解。葛洪首次提出“瘀血”的述语，后为唐代孙思邈《千金方》沿用，为后世接受，书中还提出治疗瘀血检验疗效的证候指标。陶弘景虽为通儒，晚年也曾向佛，但其主体思想仍属道家，也属于丹鼎派葛洪的一派。《梁书·陶弘景传》说他“圆通谦谨，出处冥会，心如明镜，遇物便了”。又隐居山林，被称为“山中宰相”。他自说：“以吐纳余暇，颇游意方技，览本草药性，以为尽圣人之心”。他重医又重药，撰写《医须通本草论》，所著《本草经集注》的注文多以目验，或亦访之榷场中人，用来纠正文献上的错误，故多真实可靠。陶弘景诚为魏晋南北朝时代有影响的医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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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家医学又称沙门医学。李约瑟说：“解救众生痛苦的思想，从某种程度促进了药物学的研究，如《佛图澄法师传》就提及他钻研药物”。故医学内容为僧徒功课“五明”之一，称为“医方明”。因僧家隐迹山林，逸居素食，远离红尘，不易寻求医药，应备医药以自救。如东晋僧人于法开，擅长医术，他也吸收玄学思想，孙绰评他医术是“以才辨纵横，以术数弘教”。行医中曾以羊肉羹救治难产，并运针使胎儿随羊膜娩出，由是，中国医籍始有“羊膜”一词，沿用至今。撰《申苏方》，释慧义著《寒食解救杂录》七卷，刘宋时代有僧人胡道洽撰《治卒病方》一卷，北魏有僧人释县蛮撰《服气法》、《调气方》、《疗百病杂丸方》，北齐释道洪撰《师道洪方》，释美满撰《单复要验方》，北周姚僧垣撰《集验方》，南朝宋齐间僧深师著《僧深方》，梁代释慧义撰《寒食解散杂论》等等。这些著作也影响了世医，如陈延之的《小品方》，从书名到内容都有佛家医学的因素。《佛经》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佛家又讲“四魔”为病共四百四病，这也影响及医学，陶弘景《补阙肘后百一方》中，就补方一百一首。总之，魏晋南北朝时代，能体现佛道杂糅的主要还是方书。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代世医与道家医学、佛家医学三种医学互相吸收融合，使这个时代医学最具活力，但把方书发展到极端，方剂中理论含量不高，而当时医学家又重技术而轻视理论，凭借“医者意也”的悟性进行临床操作，这表明，这个时代的医学，仍不能超出经验医学的范畴。华佗的外科虽然达到相当的水平，但因缺乏理论阐述没有赓续而失传。此后中医外科手术未能再现辉煌，这也是经验医学的缺憾之处。, http://www.100md.com(孟庆云)
晋自隋唐是中医学理论奠基后的常规发展时期。魏晋玄学时代，其文化呈现出两汉所未有的活泼多姿、清新洒脱的局面。此情势下，医学也疏远了唯经所是，更致力于发现和创新，各科并重无所偏执，超越框架，按医疗保健的认识规律发展中医药学。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医学，脱离了经学思想的束缚，是一个自觉自为的医学时代。
魏晋时代之医学风气，和当时文风一样，敢于突围经典，打破“循经守数”的桎梏。汉代医学纳入经学轨道以后，重要医学著作也称之为经，如《内经》、《神农本草经》，仲景之伤寒著作只敢称“论”，《文心雕龙·论说》：“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隧”。魏晋时代，“博士家法，遂成废弃”，王肃敢伪证经书，杜预敢曲解《左传》，王弼以老庄注《易》，何晏、皇侃以玄虚说《论语》。而范宁之《公羊集解》敢言《春秋》三传之失，指质杜预注之《左传》、何休注之《公羊》有失，不私于《谷梁》。至南北朝时，研习经典者效法佛家解经，在注上更加义疏，对经疏通证明。这表明，经学之尊严，受清谈之洗礼，是学术思想之进步。魏晋南北朝之医经研究也如是敢于打破章句，自注新经或疏解经文。如晋之王叔和搜罗《内经》、仲景及华佗书、《四时经》及托名扁鹊、华佗之书，摭拾群编，撰成《脉经》一书，其脉法吸收《难经》独取寸口，以功能论脉象的理论，虽有玄学思绪，但揭橥了24脉的规范化。晋皇甫谧撰《甲乙经》，打破汉儒徒守一经之习，把《黄帝内经》、《素问》、《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重新编次，删繁去复，分类合纂，自亦称经。齐梁时的侍郎全元起诠注《素问》，虽依章句之例，但从唐代王冰所引的遗文，可见其中之疏义和发挥，且敢名书为《素问训解》。以上均表明魏晋南北朝医家对待传统理论的超越态度。正如葛洪在《肘后备急方·序》中所言：“世俗苦于贵远贱今，是古非今，恐见此方，无黄帝、仓公、和、鹊、踰跗之目，不能采用，安可强乎!”他又在《抱朴子·钧世》中，同样批判了盲目崇古的风气，指出今胜于古。这正显示了魏晋南北朝时代医学家的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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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的思辨玄想和有无本末体用之辨，也影响了医生们的思维方式，由是临床家们推崇“医者意也”，以至流行长达千年之久。
《庄子·天道》言：“语之所贵者，意也”。《内经》中也曾多次提及临证中要重视发挥“意”的作用，如《灵枢·九针十二原》讲“以意和之”，《灵枢·病本》言“以意调之”。东汉名医郭玉也言：“医之为言意也，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但以意论医直至王弼盛论“得意忘形”、“得意忘象”之后，“得意”之论才在医学著作中大为张扬，并成为医生们临证思维之要枢。魏晋时代，玄学家以“得意”、“越名任心”与“任内心”，其处世立说“一任其意兴之所至，而无所屈”(钱缪《国学概论》)，“得意”已成为当时人们的共同思维方式。如魏晋以后著述多言医者意也。晋·程本《子华子》言：“医者理也，理者意也”。南朝刘宋陈延之《小品方》也说：“亦云医者意也。便宫中相传用药，不审本草药性，仍决意所欲以加增之，不言医者意也为多意之人，意通物理，以意医物，使恶成善，勿必是治病者也”。在陶弘景的著作里，则几次论言“医者意也”，对此唐代医学家王焘在《外台秘要》中评述道：“陶隐居云：‘医者意也’。古之所谓良医，盖以意量而得其节，是知疗病者，皆意出当时，不可以旧方医疗”。玄学家们把《庄子》的“意”视为超越法度，这种意识在医者即是发挥主观能动性和悟性而升华为创造思维的意蕴。“医者意也”由是而成为医家的名言隽语。直至元代朱丹溪著《格致余论》，以“格物致知”为诊治的认知过程，医学家们才对理性思维的重要性又重视起来，进而演成为辨证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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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期间医生们的疾病观念也平正而全面，如《梁书·陶弘景传》记“弘景为人，圆通谦谨”，圆通即融会贯通而不偏执。当时的内科医生既探讨病，也审视证。《肘后备急方》最早记载了天花(称“虏疮”)，又发现了恙虫病(称“沙虱病”)及马鼻疽等传染病及外科干湿性坏疽病、内科脚气病等，从发生到转归系统地论病。同时也注重一个时限内病的特征，王叔和《脉经》“百病根源各以类列相重，声色证候靡不赅备”首创“证候”一词，陶弘景在《补阙肘后百一方序》中：“具论诸病证候，因药变通”，又加以强调。后南齐褚澄在《遗书·除疾篇》也曰：“除疾之道，极其证候”，可见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医学家们对病与证同等重视，无所偏执。
导致魏晋南北朝时代外科和手术技术进步的原因有三：一是玄学的开放意识对传统思维方式的冲击，医学家们反对尊经崇古，对不毁伤形体的“全形”孝道观敢于突破，又经过“王弼扫象”的易学变革，医家也不重视藏象而重视形体，倡以外科手段治疗相应疾病。二是在中外学术交流中，吸收了域外手术技术。东汉之际，随着佛教东来，印度医学也传入中国。陈寅恪《寒柳堂文集》中记载：“东汉安世高译，<捺女耆域因缘经>所载神医耆域诸奇术，如治枸弥长者子病，取利刀破肠，披肠结处；治迦罗越女家病，以金刀破其头，悉出诸虫，封著瓮中，以三种神膏沧疮，七日便愈”。从魏晋至南北朝，印度医家耆域、龙树的事迹与医术典籍均传入中国，对外科和眼科的进步卓有贡献。其三是频繁的战争为战伤外科的发展提供了实践机会。魏晋南北朝400年间，战事频仍，战伤多见，除随军医生外，民医也常接受伤员，致使骨伤科最早分化为专科，并有专著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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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崇尚方书又杂糅佛道
魏晋世风喜欢谈天说地，同时重视交流，医者也崇尚博大，标举方书。佛教讲四百四病有四百四方，受此影响，医家也以为，每一病必有一对应之方，其方剂的机理又至为玄秘，故医家重视博考众方，精求妙药，致使魏晋南北朝在医学史上，是盛产方书的时代。其方书不仅限于世医之方书，还有佛家与道家的方书，其方书最为丰富多彩，是这个时代医学特点之一。
汉代医学流派，除房中、神仙外，主要有医经和经方两大流派。魏晋以降，医家不重视继承医经的理论研究，此方面研究者门可罗雀，除按八卦模式提出了小儿变蒸学说外，理论建树不多。医家把搜集方药编纂方书视为创新点，此风直至宋代初叶。《隋书·经籍志》曾记载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诸多方书，有：《张仲景方》十五卷，《张仲景评病要方》一卷，《张仲景疗妇人方》二卷，吴普撰《华佗方》十卷，皇甫谧、曹歙《论寒食散方》二卷，李当之著《李当之药方》，殷仲堪撰《殷荆州要方》，陈延之撰《小品方》，范东阳撰《范东阳方》，葛洪撰《肘后方》，秦承祖撰《秦承祖药方》，徐叔响著《杂疗方》，徐文伯、徐嗣伯著《落年方》，徐之才著《徐王八世家传效验方》，褚澄著《褚澄杂药方》，陶弘景著《效验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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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炼丹和搜集方书，使得医家们格外关注新药的寻找和药学研究。魏晋南北朝时代药学著作达70余部。其中最具影响的是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他将前代本草学成就进行了全面的整理，收载《神农本草经》以后发现的新药，参考《名医别录》和本人研究成果，而著成是书，书载药物品种比之《神农本草经》增加一倍，由365味增至730味，对药物修制、用量、剂型等均加以考订，打破了《神农本草经》三品分类法，按照药物的自然属性分类，并注意通治药的归纳，首创“诸病通用药”的篇章，还按主治作用归类70余类药物，做到“分别科条，区畛物类”，首开药物功用分类的先河。在药剂学方面，南朝的《雷公炮炙论》，总结了以前的制药经验及有关史料，论述了200多种药物的炮制方法，为最早的炮制专著。对于制方的机理，当时医家重视两药间的配伍关系，北齐徐之才撰《雷公药对》二卷。魏晋南北朝的医药学家们沿着专方治专病的思路，寻找治疗专病的专药，发现了青蒿治疟、海藻疗瘿，藕皮散血，牵牛逐水，槟榔除虫及雄黄、艾叶消毒，密陀僧防腐等等。以上方剂和药物学的发现和创新均表明，魏晋南北朝的医学是一个医药并重、发展创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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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与汉代经学是两个极端，经学木然僵化，玄学极端自由。在魏晋玄学取代经学以后，引来了魏晋南北朝时代道教的复兴和佛教的发展，由此也形成了中国医学史上的道家医学体系和佛教医学体系，这两个体系在魏晋时代也都以著述方书见长。
魏晋士人对道家和佛家同等重视。如南齐的张融，遗命在他死后入葬时，应左手执《孝经》(儒家)、《老子》(道家)，右手执《小品(方)》(医家)、《法华经》(佛家)；而陶弘景也遗命死后当用道士和僧徒的士俑殉葬，可谓是“儒冠僧服道人鞋”。世风如此，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医学思想也杂糅佛道，但道家佛家毕竟以自己的医家、医著和医学理论形成了各自的流派。道家医派代表医家如葛洪、许逊、陶弘景等，葛洪、陶弘景的著作也是魏晋南北朝医学的代表作，道家医学还以独特的养生理论屹立于世，如养生重脾，称为中央黄庭，讲内景三宫三田等，葛洪、陶弘景又都是炼丹的大师。葛洪在炼丹时曾做过硫酸铜的化合实验，他在《肘后备急方·序》中有“兼之以灸，不明孔穴”之句，是他最早称《内经》之腧穴为孔穴，“孔穴”一词为后世接受，所著《肘后备急方》还有很多不同于《内经》的见解。葛洪首次提出“瘀血”的述语，后为唐代孙思邈《千金方》沿用，为后世接受，书中还提出治疗瘀血检验疗效的证候指标。陶弘景虽为通儒，晚年也曾向佛，但其主体思想仍属道家，也属于丹鼎派葛洪的一派。《梁书·陶弘景传》说他“圆通谦谨，出处冥会，心如明镜，遇物便了”。又隐居山林，被称为“山中宰相”。他自说：“以吐纳余暇，颇游意方技，览本草药性，以为尽圣人之心”。他重医又重药，撰写《医须通本草论》，所著《本草经集注》的注文多以目验，或亦访之榷场中人，用来纠正文献上的错误，故多真实可靠。陶弘景诚为魏晋南北朝时代有影响的医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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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家医学又称沙门医学。李约瑟说：“解救众生痛苦的思想，从某种程度促进了药物学的研究，如《佛图澄法师传》就提及他钻研药物”。故医学内容为僧徒功课“五明”之一，称为“医方明”。因僧家隐迹山林，逸居素食，远离红尘，不易寻求医药，应备医药以自救。如东晋僧人于法开，擅长医术，他也吸收玄学思想，孙绰评他医术是“以才辨纵横，以术数弘教”。行医中曾以羊肉羹救治难产，并运针使胎儿随羊膜娩出，由是，中国医籍始有“羊膜”一词，沿用至今。撰《申苏方》，释慧义著《寒食解救杂录》七卷，刘宋时代有僧人胡道洽撰《治卒病方》一卷，北魏有僧人释县蛮撰《服气法》、《调气方》、《疗百病杂丸方》，北齐释道洪撰《师道洪方》，释美满撰《单复要验方》，北周姚僧垣撰《集验方》，南朝宋齐间僧深师著《僧深方》，梁代释慧义撰《寒食解散杂论》等等。这些著作也影响了世医，如陈延之的《小品方》，从书名到内容都有佛家医学的因素。《佛经》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佛家又讲“四魔”为病共四百四病，这也影响及医学，陶弘景《补阙肘后百一方》中，就补方一百一首。总之，魏晋南北朝时代，能体现佛道杂糅的主要还是方书。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代世医与道家医学、佛家医学三种医学互相吸收融合，使这个时代医学最具活力，但把方书发展到极端，方剂中理论含量不高，而当时医学家又重技术而轻视理论，凭借“医者意也”的悟性进行临床操作，这表明，这个时代的医学，仍不能超出经验医学的范畴。华佗的外科虽然达到相当的水平，但因缺乏理论阐述没有赓续而失传。此后中医外科手术未能再现辉煌，这也是经验医学的缺憾之处。, http://www.100md.com(孟庆云)